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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静仁自抗日救亡运动中从事回民工作起，曾历任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，国家民委主任等职。翻开共和国民族工作史，处处可见杨静仁的名字。
解放初期，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还保持着封建农奴制、奴隶制，甚至原始公社制的残余。为了解决彝族地区的奴隶制残余问题，他曾冒着遭受土匪骚扰袭击的危险，或骑马，或步行，深入到四川大小凉山地区的村村寨寨，使深受奴隶主压迫的娃子们得到解放，做了国家的主人。
为了消除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经济、文化、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，杨静仁大力提倡加强对各民族自治地方和其他民族地区经济、文化状况的调查研究，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、文化事业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。他采取了许多措施，建立了中央民族干部管理学院、东北民族学院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和中国民族博物馆、民族经济研究所、民族语言研究所、民族理论研究所、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等机构，还恢复了中央、中南、西北、西南民族学院及广东、贵州、西藏、延边等地的地方院校。
说起广东民族学院，还有一段佳话。杨静仁筹备广东民族学院时，杨尚昆正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市长。广东民院的筹备万事俱备，只差地皮，而在寸土寸金的广州这是个大难题。于是，杨静仁找到了杨尚昆同志。杨尚昆欣然支持，批给了广东民院一块地皮。
他任国家民委主任期间，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，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正确的处理。与此同时，他积极推进和参与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工作，注意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，维护了少数民族的特殊权益。
在经济政策上，他倡导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，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，放宽经济政策，使少数民族休养生息，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。
为了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，几十年来，杨静仁走遍了全国除西双版纳以外的所有少数民族地区，单是西藏他就去了 3次。最后一次去是1990年，62岁的杨静仁在西藏进行了近半年的调研工作，深入到西藏的各个地区，甚至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那曲地区也留下了他的足迹。这位患有肺气肿的老人撰写的调查报告，对西藏30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，对指导西藏工作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。
杨静仁曾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只有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，大家共同进步，我们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没解决好民族问题，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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